唐三彩是一种低温铅釉彩陶，器物表面多以黄、绿、赭三种颜色为基色，后人便称之为“唐三彩”。制作工艺采用二次烧制方法，第一次1150摄氏度下素烧，上釉后又在900摄氏度的温度下二次烧制。由于釉料中含铅，铅的熔点比较低，所以在这个温度之内釉色会下滑，互相渗透浸润，产生出五彩斑斓、千变万化的装饰效果。

醴泉坊三彩窖址

醴泉坊既是官窖又是民窖，这也就说明无论是皇宫内使用的三彩还是西市内的三彩市场都可以就近供应，而不单纯依靠从外地进货。考古工作者在西市遗址发现的三彩文物，对我们了解三彩文化以及了解西市商贸文化有非常大的帮助。

唐代良马的标志是马鬃剪花，这是由西域传来的习俗。李白诗中有“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名句，而眼前是一匹三花马，将马鬃精心修剪出三缕堞垛状鬃毛，所以称”三花”马，此马品级很高，只有三品大官以上才能骑乘，这是唐代宫廷和贵族间流行的时尚，也是良马和等级的体现。

在唐代，妇女出门除乘车、轿的方式还有骑马出游的风尚。唐代文献中有很多关于父女骑马的记载，有诗为证：“虢国夫人承主恩，平明骑马入宫门”，就描写了杨贵妃的姐姐虢国夫人就经常骑马入宫。不仅如此，他还喜欢骑快马，“景阳楼上中钟初罢，一骑嘶过凤阙前”。考古发掘中出土的骑马女俑形象，是唐代女性自由生活的真实写照。

胡姬酒肆中的李白醉吟场景

杜甫的《饮中八仙歌》记载了唐代八位施嗜酒者的轶事。太子宾客贺知章既爱诗又爱酒，常常喝的“骑马似乘船”。号称“草圣”的大书法家张旭，在写草书之前经常先喝的酩酊大醉，然后脱帽露顶狂跑大喊，或者高唱竹枝曲，反复几次，最后才持笔疾书，所写草书结尾精彩。生动地再现了盛世文人士大夫乐观、放达的精神风貌。关于李白的描写，早已为总口传颂。“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场景展现得就是李白在胡姬酒肆中醉酒吟诗的精彩瞬间。唐长安城有几个酒类生产中心，以出产美酒闻名全国。西市是长安城中一个著名酒类集散地，唐代十三种名酒之一的“西市腔”即出于此。“西市腔”质量高，价格贵，称誉全国，成为长安一大招牌性名酒。西市胡姬酒肆还有另外几种名酒，像高昌即今新疆吐鲁番东的“葡萄酒”、琼浆流溢的波斯“三勒浆“、乌黑亮丽的土耳其“龙膏酒”，都是从西域传入的美酒。

“五陵年少金市东，银鞍白马度春风。落花踏尽游何处，笑入胡姬酒肆中。”这是唐代大诗人李白著名的诗咏《少年行》。记述了一个侠少年步入长安胡姬酒肆的景象。众所周知，唐代来自西域等地的胡商，在西市除做珠宝杂货生意外，经营酒肆也是主要行业。这些酒肆用西域来的姑娘侍酒，极富异域特色，被称为“胡姬酒肆”。胡姬酒肆是唐代社会一道靓丽的风景，见证了长安饮食业的发展。这件三彩鸳鸯酒卮整体为鸳鸯浮游状，圆眼扁嘴，神态真切可爱，釉色斑斓鲜丽，实为三彩中之妙品。

印刷术是中国国古代四大发明之一。公元7——8世纪初唐时出现雕版印刷术。雕版印刷术，应该是由印章盖印和碑刻拓印两种方法结合逐步形成的。纸的发明应用，使印章的用途更加广泛。东汉时出现刻字石碑，从而使从石碑上拓印文字成为可能。

拓字的方法是将湿润的纸铺在石碑上，将纸捶进碑上的字中，再在纸上拓墨，成品为黑底白字。这两种方法的结合产生了雕版印刷，也就是在木板上将文章刻成阳文，再将文章印出来。唐代后期雕版印刷技术得到了长足的发展，用这种方法印制的印刷品已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历史、佛经、诗文等无处不在。在唐代西市已经有了兼营刻书和卖书的经济实体“坊肆”。众多坊肆的出现，成为印刷术在推广应用和初步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

目前国内现存最早的印刷品是四川成都唐墓出土的晚唐《陀罗尼经咒》。雕版印刷加大了文化的普及和传播，为后来的活字印刷奠定了基础。活字印刷，顾名思义即为一个个单体的活字集在一起，构成印刷的内容。活字印刷成为古代的四大发明之一。雕版印刷在此功不可没。

古人“事死如事生”，十分重视丧葬。但是平民百姓不像贵族官僚那样可以从朝廷获得赙赠与丧具，所需丧具只能到市场去买。唐长安有专门出售丧葬用品的店铺——“凶肆”，即为经营丧葬用品之店铺，并可为死者家庭提供治丧安陵的服务。

天王俑一组

唐代镇墓俑一般分为天王、力士两种形象。天王院士佛教中护法神，但脚踏小鬼则是民间的演化；力士是武士的变形，唐代置于墓中镇墓压邪，确保墓主亡灵平安。这件三彩天王俑的形象就是按照传说中的天神塑造的，不但天王昂首挺胸、怒目圆睁，连小鬼也有一种不服输的精神。运用烘托的手法通过高矮强弱的鲜明对比，表达出正义必将战胜邪恶的主题。

这10件生肖佣为陪葬品，头部是鼠、牛、虎、龙、蛇、马、羊、猴、狗、猪十种生肖形象但身体却为人形，均为敞领宽袖袍服，他们双手拱手胸前，样子既文雅可爱还带几分滑稽。十二生肖是古代占星象用的十二种动物，用来记星象、记日和记年；同时还用来表示人的生肖。据目前的考古发现，北魏时已经有了十二生肖随葬的习俗，一般从鼠开始，以猪为终，按顺时针方向，每个方向各三个，置于墓室四角。这里展出的生肖佣缺少了鸡和兔，据推测鸡、兔可能是墓主人夫妇的生肖，所以只有其中十件。

这件镇墓兽两脚前撑、抬头挺胸、双翼张开。全身毛发呈放射状竖起，突出表现了镇墓兽的狞厉和威猛。镇墓兽源于古代的方相神，被认为是山川之精怪，有驱除邪恶的法力，后来演变成这种人面兽身和兽面兽身的凶猛怪兽。

白瓷罐

西市出土的白瓷小罐器型较小，就实用性来讲，可能是当时装药材的器皿。陕西是我国著名的中医药之乡，秦岭的最高峰太白山上就有许多名贵的中药材，如天麻、太白手儿参等。另外，中国古代四大名医扁鹊、华佗、孙思邈、李时珍都在秦川大地留下了足迹；在唐代，有许多中亚及波斯地区的国家向唐贡献过“异药”、“秘方奇药”。西市也为长安医行提供了大量药材，并出现了誉满长安的大药材商。

墓志记载鲁谦家住长安西市，“年七岁，好读书，盱食忘寝，勤学不辍。师喻以文义，皆记之心腑”不到十五岁，即已读过《孝经》、《论语》、《尚书》、《尔雅》、《周易》等书。他既善于写文章，又喜欢书法。他的父亲名叫鲁璠，以专门给人看病为生，时称“医人”，在长安城中享有盛名。于大中十一年（857）四月十日终于西市。在父亲去世不久，鲁谦因过度悲伤，不久之后也离开了人世，当时他年仅十八岁。这通墓志是他的叔父鲁球在鲁谦死后亲自为他镌刻的，鲁球是当时西市著名的刻字匠，一直专门为人镌刻碑石墓志。从鲁谦墓志可知，当时长安西市虽然商业气味浓厚，但读书习文依然受到重视，并且从墓志也可知在长安西市已开设有刻碑铺。

观众朋友，了解了西市的多种行肆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陈列的第四个部分，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西市当年的十字井街汇聚的不仅是物流，同时还有人员、文化、精神全方位的汇聚、交流。这也正是西市作为丝绸之路起点所扮演过的重要角色和起到的重要作用。

唐代是一个全面开放的社会，唐人的靓装也因此也融入了大量异族风范，独具特色。与此同时，西域人的一些生活习俗也开始在长安百姓尤其是喜新好奇的青少年中流行。西市是长安东西文化交汇之重要场所，胡风胡俗的流行首当其冲。

上身内穿紧袖绿色长衫，外穿圆领半臂，下着红色条纹长裙，足穿尖头鞋，骑着一匹红斑纹黄马，正勒绳前视，神态悠然，端庄贤淑，显得十分高贵文雅。女子胡服骑乘再现了盛唐胡风流行的状态。而且骑马还可以反映出唐朝是一个宽松、开放和自由的时代，妇女摆脱礼教的羁绊，思想开放，大胆吸收外来服饰文化来装饰和美化自己。

隋唐时期的着装受西域风格的影响，所以生活习俗具有开放性，服装式样也呈现多样性。通过这些陶俑的服饰，我们可以对唐朝胡化的服饰有进一步的了解，显示了唐代从达官贵人到平民百姓在衣着上好穿胡服胡帽的风气。这件绿釉持物男立佣头戴黑色幞头，面目俊秀，身穿番翻领窄袖胡服腰系蹀躞带，左边配有盘囊，足穿尖头紧腿靴。双手握手胸前似执一物，斯文含蓄。衣衫施绿釉，间有黄色斑点，当为佣中精品。

五足熏炉

中国香料的使用源远流长，主要是植物香料。汉代开通丝绸之路以后，固体、液体香料与焚香器具逐渐传入，至唐时成为人们必不可少的生活用品和一种时尚。西市外来香料贸易十分红火，而与它同派用场的焚香器具也随之发展，越发精巧可人。这件熏炉由三部分组成，下层为圆盘状炉身，有五个兽蹄形足，中层是束腰形炉身，上层为炉盖，盖面镂刻出三层如意云纹。中层与下层合口处焊接有三朵如意卷云形卡口，起固定作用。熏炉整体造型舒展大方，风格凝重典雅，是观赏性很强的一件室内熏香用银器。

唐代是一个开放、浪漫，生活多样化的社会，贵族妇女中流行云鬟高髻，讲究发髻的造型为此还作出各种各样的义髻即假发插戴在头上。头部装饰则有梳、钗、簪等，这些装饰的质地有金、银、玉，造型也各不相同。展线上展出的这一组银制片形发饰多是镂空的薄片，类似剪纸的效果。纹饰既有中国传统风格，也有西方传来的神话形象。种类丰富，形象生动，充满健康活泼的艺术魅力，洋溢着唐代特有的时代风采。它们插在精心梳理的高髻上，不仅华贵美观，而且是一种身份等级的象征。至今，我们从传世的唐代著名人物画画家张萱的《捣练图》，及唐代壁画中还可以领略到其迷人的风采。

这里展出了唐代男女胡服各两件。胡服是对中国古代西方和北方各民族的服装的统称，胡服最初流行于唐朝开元、天宝年间，到了开元前后男子着胡服已司空见惯。它们的特征是翻领、对襟、窄袖。唐代妇女所穿的“胡服”，领子、袖口和衣襟等部位多缘以一道宽阔的锦边。

铜佛头

唐代社会海纳百川、政治开明，除了本土道教备受尊宠外，外来宗教同样享有自由传教的权利，如佛教、景教、摩尼教、祆教等在长安城祠寺众多，信众广泛。佛像、经幢、法器等宗教用品拥有极大的市场，以此满足人们的精神需求。伴随而生的雕塑、绘画，则是留给后世的艺术瑰宝。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产生于印度，大约在西汉时期，由中亚经过丝绸之路传入我国新疆地区，东汉末年进入长安。由于魏晋以来的封建割据和民族纷争，使得中国社会动荡不安，居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思想不能适应统治者的需要，于是佛教作为一种能够与中国文化传统相结合的外来文化因素，迅速成为当时社会上的重要思想潮流，在唐代发展到了高峰。佛头面相丰满，神情和善，塑造准确，技法娴熟。

此碑现藏碑林博物馆，是碑林里国际知名度最高的碑石。唐代长安城内除佛教之外，还有新传入的景教、祆教、摩尼教，称为“三夷教”，这块石碑上说的是唐太宗贞观年间，有一个从古波斯来的传教士叫阿罗本，到京师长安拜谒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景教的过程。景教当时被称为“大秦景教”或“大秦教”。大秦，是唐朝人对罗马帝国的称呼，一般认为“景“有大、昭著、光明的意思；景教系基督教的支派，又称东方基督教。此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景教开始在长安等地传播开来。而当时的西市是外国人聚居最多的地方，所以也是景教传播最广泛的地方，不过景教在武宗会昌灭佛时。因是外域异教，连同佛教一同被禁止。此后也就逐渐衰落了。

骆驼及胡人佣的大量出现，与唐朝对外贸易的发展是密不可分的。骆驼是丝绸之路上最得力的行旅坐骑和运输工具。此外，骆驼作为土贡、战利品和商品，也不断的进入唐朝境内。回鹘、吐蕃、于阗等地均向唐代中央政府进贡过骆驼。唐代大诗人杜甫有诗云“东来橐驼满旧都”，“羌女胡儿制骆驼”。这是对骆驼和驭驼胡人在唐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的生动概括。这一组骆驼佣则体现了丝绸之路上胡商提缰启程，运输繁忙的景象。

西市遗址出土，通高40CM，站立的力士，身体微微前倾，身穿盔甲，头戴虎头冠，双目圆瞪，张口怒吼，右臂弯曲紧握拳，威风凛凛。虽然左臂和双腿残失，但肌肉的线条依然清晰有力表现了力士的威严勇猛，堪称西市维纳斯。

唐代国力强盛，经济富足，其富裕的物质生活基础使得社会稳定，国泰民安。体现在饮食方面，就是食品种类繁多、制作精细、富含营养。在各类美馔珍馐中，大不乏从外域传来的胡食胡饮，故史书有云：“贵人御馔，尽供胡食”。

展出的点心是一些饼食的代表，即用面以花模印成漂亮的形状及花样。在新疆吐鲁番阿斯塔纳唐代墓葬发现有许多精美的花式点心，造型各异，有蝴蝶式、四角形、麻花形等，它为我们认识唐代点心提供了难得的食物材料，同时反映了新疆地区也受中原饮食的影响。

西市遗址出土，此器身两面纹饰相同，以浮雕的手法展现，主图案为胡人戏双狮纹样。双狮蹲坐在莲花台之上，给人一种即畏惧又可爱的神情。戏狮人身材魁梧，腰系短裙，赤裸上身，肚脐外露地站在两狮之间，右腿微抬，双手高举放在了狮子张开的血盆大口之中，泰然若定，充分体现了戏狮人勇敢无畏的精神。这种西域生活文化与中国陶器制作的结合充分体现了中西文化的交流。

鸡首壶的形制应该是仿波斯铜壶而作，三彩研制的鸡首壶比较少见。此壶腹部主体纹饰为一胡人舞技左腿盘于右腿之上，右腿微屈，立于舞毯之上跳胡旋舞。

唐代是一个“尚胡”的时代，在炫目的胡风中，最令时人迷醉的是胡乐胡舞。当时外来乐舞盛行，如奇异的“舞狮”、雄健的“胡腾”、飘逸的“胡旋”，柔婉的“柘枝”等皆是，而宫廷大曲“霓裳羽衣”，亦不乏舶来因子。

琵琶

唐朝胡乐乐器流行，最流行的当数琵琶。唐代琵琶名家辈出，高手如云，其中还有一个典故：有一年长安大旱。皇帝命人在东西两市中祈雨，东西两市成“斗音”之势，东市请胡人康昆仑奏一曲《绿腰》，西市请僧人善本，装成女人的模样，与康昆仑比试。善本弹的也是《绿腰》，但是他的弹奏非常让人入神，善本的琵琶绝技连康昆仑都感到很惊骇，于是就拜善本为师。可见汉人的琵琶技艺也是很高超的，而东西两市祈雨，以琵琶相斗，也可见当时人们对琵琶的喜爱程度。

这件女佣手中紧握、、放置嘴边吹奏的乐器为排箫。排箫是我国古老的编管乐器，形制美观，富有民族风格。它同编钟、编磐一样，是非常受欢迎的乐器。1956年8月，全国第一届音乐周在北京举行时，经过广泛征求意见，文化部和中国音乐家协会，确定以排箫的图案，作为中国的音乐标志——乐徽，用以代表我国悠久的文化和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艺术。此后，在我国音乐界向外国友人赠送的纪念章和礼物上，就常印有排箫的图案。

唐代西域的音乐与舞蹈风行长安。士大夫宴乐，往往以跳胡舞助兴，民间也广为流行。长安街头，“奏胡乐”、“跳胡舞”成为一种时尚。其中又以胡旋舞最为流行。唐代跳胡旋舞最为出名的当数杨贵妃以及善于察言观色的安禄山。据说，安禄山虽然体重三百多斤，腹垂过膝，但跳起胡旋舞来却捷如旋风、恍若浮云。不仅在宫廷中，在民间也是“天宝年间，人人欲学胡旋转”，此舞风靡一时。

唐代乐舞盛行，官僚贵族府中常供养歌舞伎。这对舞俑可能是对墓主人生前享乐生活的写照。

西市遗址出土。陶埙是我国最早的吹腔乐器之一，陶埙的声音悠远空灵，非常好听。这件埙为女子头状，内腔空，头顶和两颊处有三个小孔。在埙的正面刻画出一古代女子的面部形象，头发中分，柳眉杏目，面带微笑，造型写实，形象逼真。

丝路贸易是双向影响、互惠互利的。途经丝路进入内地的西来之物，除一般性商品外，还包括一些过去不被唐人所知的物种，动物中如中亚良种马、狮子、驴、宠物犬等，还有大量的西方技术。这些新鲜事物的引进，拓展了人们的视野，丰富了社会生活，促进了文明种子的传播。

抱狗女立俑

此女抱的狗称为拂菻，拂菻系指从拂菻（东罗马帝国属地）引进的一种哈叭狗。这种长毛微型犬倍受贵妇们喜爱。

葬具，石榻本来是汉代的坐具，以它作为葬具是北朝时旅居中国粟特人特有的葬俗。石榻挡板正面的浮雕反映的是粟特墓葬尸床中最普遍的内容：火坛、祭祀以及粟特的神袛，伎乐。

生活在中亚地区的粟特人，以擅长经商而著称于世。粟特地区是东西交通的枢纽，中国与西方的相互往来，许多都是通过粟特人进行的，故中国文化更多地融合进了粟特的丧葬文化。粟特贵族信仰的宗教为袄教，袄教是公元前6世纪有波斯人所创立的宗教，主张善恶二元论，其祭祀的主要特点就是露天的祭台上燃放圣火，在石榻的中部就绘制有祭祀的场景。

我们看到有一火坛，底座有相缠的双龙组成；左右各一祭司，戴口罩、裸上身、鸟尾，鹰爪，手持拨火棍。火坛上左右各一飞天，头梳高髻，身带双翼，手捧果盘，披帛，衣裙轻薄飘逸，具有典型的隋唐风格。粟特人认为通过崇拜圣火可以与神沟通，故又称拜火教。长安西市内波斯人很多，袄教便有许多信徒。管理袄教徒的机构称萨宝府，其长官称“萨宝”，即粟特语“骆驼商队队长”一词的音译。这具石榻为我们研究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别是旅居中国的粟特贵族的服饰、文化、生活习惯、宗教信仰以及葬俗等方面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材料。

观众朋友们，了解完中外文化的交流之后，让我们一起进入陈列的第五个部分“盛世千秋续商魂”来了解西市佳话。下面我们从众多的西市佳话中选出五个具有代表性、体现西市商人义商精神的历史故事，分为窦义买坑、宋清卖药、胡商鉴宝、酒胡捐款、乱世义举。通过这些故事我们能够了解到大唐西市留给后世的不仅是物质财富，同时还有可资借鉴的商业道德及商业精神。

窦义从小父母双亡，家境贫寒，寄居在舅舅家中，后因与表哥不和离家出走，自谋生路。

他来到西市经商，从卖花饰到卖材薪，再到买洼地致富，处处体现了他务实的商业态度和准确把握商机的智慧。

窦义在西市南面花了三万钱买了一片无人问津的低洼地，每天雇人做好饼，在场中央立起一根高杆，声明要是有人能用石子击中高杆顶端的绣球，就有免费的饼吃，多少不限。消息传播出去后吸引了不少长安城的闲人，由于杆子很高，很少有人能击中，这更增加了大家的好奇心和好胜心，投石击球的人越来越多，没几天就把这片洼地给填平了。窦义就在此盖了二十几家铺面出租，每天能收租金几千钱，一时间传遍整个长安城。

我们复原的这个场景，表现的就是窦义买坑的故事。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唐代成功的商业地产项目。

古人云“无商不奸”，但是在西式历史上豪爽慷慨，为了人民大众一掷千金的义商王酒胡却以不争的事实证实了这句话的偏颇。

黄巢的农民起义军战败后，整个长安城满目荒凉，几乎成了一片废墟。战争毁掉了城内大部分宫殿建筑，于是唐僖宗决定修复朱雀门，但国家财政困难，因此朝廷要求京城百姓每户缴纳钱财二贯，用作朱雀门的建设费。这天，西式二十余家的百姓正聚在一起为此事发愁，王酒胡便带着车队进入了官府，之后京城百姓才知道，原来王酒胡马车里装的是三十万贯钱。他按长安城百万人口十五万户计算，每户二贯钱，总共三十万贯，他一人就缴纳了。一时间全长安城都为之沸腾，到处都在盛传他的义举，连唐僖宗都大吃一惊。

不久后朝廷又下令重修安国寺，这次为了筹集资金唐僖宗召集文武百官进行有奖募捐:撞一下钟捐一千贯。皇上首先撞了十下，也就是捐献给寺院一万贯钱。接着文武百官相继上前，但撞钟的次数都没有超过十次的。唐僖宗见状又传下圣旨:商贾士兵等普通百姓也可来撞钟，这时身为商贾的王酒胡一连敲了一百下，敲完后第二天就向寺庙捐献了十万贯。

王酒胡的豪爽气概正是我们现在所倡导的，回馈社会，报答社会。

在各个行业、各项买卖中，胡商以经营珠宝生意最为显赫，几乎成为波斯登胡商的主业。胡商能够识宝，钱易《南部新书》己部称：“西市胡人贵蚌珠而贱池珠。蚌珠者蚌所也，唯胡人识之。”这给他们经营珠宝生意以很优越的条件。唐人笔记小说里记载很多关于胡商鉴宝、求宝的故事。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5《寺塔记》载长安僧人携带长数寸、形如朽针的宝骨至西市出卖，商胡主动出价一千万买之。《续玄怪录》“刘贯词”记，刘贯词在苏州见蔡霞，霞托刘携书抵洛，霞妹以罽国碗授刘，贯词“执鬻于市，有酬七百、八百者，亦酬五百者。”前后经历岁余，“西市忽有胡客固视之，大喜。”遂以百缗买去。这类故事载唐人笔记小说中屡见不鲜，说明胡商经营珠宝生意确实不少。

唐顺宗时长安西市出现了一位著名的药商宋清。柳宗元曾盛赞他是以诚信为本的药材商。宋清在西市的药市里经营药材，凡是从山泽来采药人都愿意把药材卖给宋清，原因是宋清会以十分优惠的价格买他们的药。长安医行的医生们都愿意拿宋清的药配自己的药方，并齐口赞誉宋清。就是因为他出售的药材质量很好、信得过。

宋清对来药铺求药的顾客，无论是贫民百姓还是达官贵人，都热忱欢迎，绝不怠慢，而且对所有来药铺求药的人，都以礼相待，对症下药。宋清对那些没有现钱付药款的病人也一视同仁，并允许他们赊账，从不登门催债。即便是不认识的人或居住很远的人赊账，也不推辞。就是对拖欠银钱的客户，宋清也从不与顾客翻脸、紧紧相逼，而是到年终如还是不来了账，他就烧毁赊券，一笔勾销，再也不提这件事。他这样做，很多商人都不理解，都讥笑他痴狂。但是，受他恩惠的人们并没有忘记他的厚道，一旦自己扭转了局面，会以更大的馈赠给予宋清。宋清在整个经营过程中本着诚心的原则，从长远利益出发，“取利远，远故大。”因而宋清是个十分成功的商人。

安史之乱中，叛军洗劫长安，大肆屠戮，民不堪命。京城守将崔元光率军与叛军激战于西市。唐军召唤民众参战。西市居民一呼百应，奋不顾身，英勇杀敌，使叛军在西市留下了数千具尸体。西市百姓大多数为商人，在国家面临危亡之时，表现出了凛然大义精神。

观众朋友们，大唐西市博物馆的基本陈列已经讲解完毕，感谢您的一路聆听。希望通过对大唐西市博物馆的遗址和西市及馆藏文物的观看使您能够对大唐西市昔日的兴盛与繁荣有所了解。对唐代的商业文化、丝绸文化有所感悟。

愿此次参观能够给您留下深刻的印象，期待您有机会再次光临。谢谢！